过劳死频发，这份工作比命还重要？
长大以后
我想成为博士
然后制造一台时光机
就像《哆啦A梦》故事里那样
我就能
乘坐时光机
回到那一天
回到父亲死前的那一天
然后
对他说
“不能去上班呀”
这是小马说的话，这个6岁的男孩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他在看电视的时候不经意地嘀咕，他的母亲在本子上记下了这些话。小马的父亲因为超负荷工作而选择自杀，死前似乎已罹患严重的抑郁症。他的死亡就是所谓的“过劳死”，更具体地说是“过劳自杀”。
以上是《过劳死》的开篇，我和同事们读完这个让人心碎的故事都泪目了。
小马父亲是2000年3月逝世的，现在已过去将近20年，这首《我的梦想》作为象征着过劳死遗属思念故人的诗，至今依旧广为传诵。
在日本，“过劳死”一词最早从1980年代起就开始广为流传。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如今依然有很多人被繁重的工作夺去性命。
工作太辛苦的话可以休假，也可以辞职。刚开始工作身心状态良好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这些选项的。
然而，做出决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失去收入来源、不想让父母担心、没找到下一份工作，各种各样的理由会让你忍气吞声地干下去，于是过劳，视野越来越狭窄，不知不觉就窄到让人忘记了还有继续工作以外的选项。
结果，没办法逃离现在的生活，会被“死了就舒坦了”这样的想法困住，让人失去正常的判断力。在你想着“哎呀，总能挺过去吧”的时候，不幸可能就在明天突然降临。
日本社会不喜欢逃避，嫌弃做事半途而废。从小时候起，他们就会不断听到大人说“坚持下去就有价值”“现在不能坚持，未来人生路上也会受尽挫折”之类的话。
寺西惠美子的丈夫晃的遗像和生前穿过的西装。晃先生在餐饮连锁店连续10年，每天工作12~14小时，因此患上抑郁症，最终在下雪的情人节自杀。via:www.japanese.china.org.cn
《过劳死》选取了有代表性的11个案例，深度采访了这11个丧亲家庭，揭露了日本职场过劳死问题的真实情况。
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人究竟带着怎样的心情在卖力干活？他们最后是如何苦苦挣扎的呢？被抛下的家人又会在怎样的阴影中度过余生呢？为何现在社会的过劳死、猝死现象越来越多？
只有理解这些事以后，人们才能切实体会到逝去生命的分量。相比有字数限制的新闻报道，书籍才能充分讲述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你自己或家人当中，有没有因为长时间加班或是办公室职权霸凌而感到痛苦的人呢？朋友或者同事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呢？在你想着“哎呀，总能挺过去吧”的时候，不幸可能就在明天突然降临。
如果能够提高对危险的认识，那么从今天开始，你的工作方式、待人接物的方式一定会有所改变。
通过《过劳死》这本书，作者想说：有时，“逃避”不但不可耻，可能也“有用”。
不论在学校还是公司，遇到太痛苦的事就放弃吧。虽说忍耐下去可能会有所收获，但也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其他领域发光发热。人生只有一次，放弃“逃避”，忍气吞声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我们的社会应该以此为耻。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从根源上杜绝这种荒谬 （过劳死） 的现象。我希望本书能够成为行动的催化剂之一。”
抛下幼子离世的市政府职员
内容摘编自《过劳死》
文 | [日] 牧内昇平
译 | 梅新枝
塚田浩先生（化名）是和歌山县地方政府的职员，他的儿子小马写了《我的梦想》一诗。塚田先生被堆积如山的工作压得身心俱疲，于2000年3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46岁。他因为超负荷的工作而罹患抑郁症，最终走向了死亡，可以说是“过劳自杀”的典型案例。
“我就能/乘坐时光机/回到那一天/回到父亲死前的那一天。”小马满怀思念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到点下班》剧照
前往纪伊国
南海电气铁道的高野线从位于大阪正中心的“难波站”发车。穿过商业街和住宅区，靠近第29站天见站的时候，包围着列车的绿色植被也越发茂密、幽深。驶过天见站，再通过几个隧道，列车会经过大阪及和歌山县内，越过纪见岭。正对着纪见岭和歌山一侧入口处的城市，就是养育了塚田浩先生的桥本市。桥本市约有人口63 000人（截至2018年），位于弘法大师空海修行、开创密宗的高野山脚，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柿子产地。
2015年10月，我第一次到访桥本市。
正如我在本书序言中所写，2012年的秋天我读到了《我的梦想》，心神大受震撼，之后大约过了3年才动手写作。其实本想更早一些开始采访工作，但之前很难与塚田先生家取得联系。
via:soranews24.com
这一领域的采访一般都是先由前文所提到的“关注全国过劳死问题家族协会”（简称“家族协会”）安排推动，或是由熟知过劳死问题的律师介绍遗属与我认识。最初我也请求过家族协会的人为我介绍塚田家人，但收到了“当事人对采访不甚感兴趣”的回复，被委婉地拒绝了。
当然，被婉拒我也没有办法，毕竟谈论已逝家人的经历应该非常痛苦，也不是我能够强行促成的。而且，小马还是学生，还不知道接受媒体采访会如何影响他将来的人生。家人们的慎重态度也是理所当然。
既然如此，我便暂时放下了撰写塚田先生故事的计划，转而在其他遗属的协助下撰写了关于过劳死的报道。采访工作开展期间，我与各地家族协会成员的交往也逐渐深厚。
或许是我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认可，2015年夏天正准备重新修订“过劳死遗属的思念”主题系列报道的时候，家族协会的代表寺西笑子女士转告我说，可以采访塚田先生的家人。她说想要采访小马比较困难，但是已故浩先生的妻子美智子女士（化名）愿意和我聊一聊。于是，我从东京站出发，乘坐新干线飞驰而去。
超过5分之3的日本工薪族由于异常的工作量而陷入亚健康状态，其数量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9%。照片是在日本车站站台上闭着眼睛休息的上班族。
我乘上东海道新干线的首发列车“希望号”前往大阪。按照对方邮件中的指示从高野线的车站下来时，我看到盛夏般炎炎烈日下，头戴草帽的美智子女士已在站台等候。从车站步行几分钟后，我们到达了100多年前由负责神社佛阁建筑的宫大工所建造的大房子前。跨过门槛，脱下鞋子后，浩先生的母亲冬子女士带着微笑迎接了我。
采访过劳死遗属的时候，我首先会在逝者的牌位前敬香，向逝者本人介绍自己。因为我认为，这是向他们传达“我要以你们的故事写报道了”的一种礼仪。
牌位前通常都会摆着遗照，一般能通过遗照看出逝者的性格。我在牌位前双手合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塚田浩先生的照片。他留着三七分的发型，戴着一副眼镜，面带微笑。他脸上自然放松的笑容，似乎是在缓解我马上要进行重大采访的紧张心情。
居住在琦玉县的岛村秀子（化名）凝视着丈夫岛村正义（化名）去世后一半空着的床。其丈夫因过劳而患上抑郁症，2009年自杀。
美智子女士在一旁苦笑着告诉我，照片上的表情很好，但是很遗憾拍摄失焦了。
“他很喜欢摄影，所以拍了很多小朋友和周边风景的照片，自己却几乎没有拍照，留下的全都是对焦模糊的照片。”
之后的几个小时中，美智子女士根据事先准备好的资料，为我描述了塚田浩先生的工作情况和性格为人，讲述了这个家庭在失去顶梁柱后又是如何度日的。
《漫长的告别》剧照
温柔的爸爸
“他是一个又温柔又认真的人，我们两人聊天的时候，他总是正视我的脸，用心听我说话。”美智子女士这样描述自己的丈夫。
浩先生是米铺老板的长子，毕业于本地的桥本高中，升入兵库县的关西学院大学后，4年间一直乘坐电车往返于自己家和西宫市的校区之间。1977年毕业后他留在了家乡，入职桥本市政府，参与水道管理、税金事务、养老金事务等工作，本分真诚的性格被大家所赏识，身边不管哪个部门的人都非常信赖他。
家庭生活中，浩先生是一位宠爱孩子的爸爸。
1987年，浩先生与美智子女士结婚，次年大女儿出生。“名字是孩子出生以后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浩先生这么说着，购入了7本取名用的参考书。休息日里他用胶片相机追逐着女儿的身影，到孩子1岁时已经积累了10多本相册。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剧照
两年后，妻子怀上了期待已久的男孩，孩子却在出生几小时后夭折。妻子躺在病床上泪流满面，浩先生在妻子面前一副平静的样子，但其实亲戚们说，他回到家抱着冰冷的婴儿，一整晚都在哭着乞求“做我的儿子吧”。
一家人怀着悲伤的心情度过3年后，美智子女士怀上了小马，浩先生自然是欣喜雀跃不已。
喜欢历史的浩先生常常带着还在上幼儿园的小马，到附近的乡土资料馆参观。当时在资料馆上班的前职员还记得浩先生对年幼的儿子热情地介绍各种旧工具的使用方法。
虽然家务基本上都交给了美智子女士，但休息日用电热锅做炒面一直是浩先生的任务。他会一口气炒上全家人吃的分量，做出一道豪爽的“男子汉料理”。孩子们欢呼“爸爸炒面啦”，浩先生总是一脸笑眯眯的样子。夏天周末的时候，他会在自家院子里摆上橡胶游泳池跟孩子们嬉水。这时候，就轮到“爸爸的德式香肠”登场了。因为全家一起去市民游泳池的时候，泳池边贩卖的德式香肠大受欢迎，浩先生就主动扮成摊主大叔的样子售卖小吃。
《如父如子》剧照
与个性不合的工作
谁又能想到，这样如画一般的幸福家庭生活会被浩先生的工作破坏呢？
转折点发生在1996年春天，浩先生被分配到“总务管理部文书科”，担任科长助理级别的“专员”一职，管理两名下属。此次人事调动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从市政职员的薪资到市内公园的经营管理，都是由代表市政章程的“条例”或者“法规”决定的。不同事务都有各自的负责部门，而文书科的主要工作就是与各部门一起草拟条例和法规的文稿，再提交至市议会讨论。行政文本不可以存在错误或是表达模糊的文字，其他的负责部门虽能做好一线业务却不了解条例文本的草拟方式，因此为了完成没有错误的文稿，文书科的作用至关重要。
“过劳死”一词诞生于日本，日本的很多工薪族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职场等级分明、制度封闭。从摄影师深田志穗拍摄的照片中也能看到他们疲惫不堪的样子。
浩先生似乎刚调过去就感到文书科的工作与自己个性不合，调动次年，他就通过表达人事意愿的职员申告书陈述道：
由于我个人能力不足，使得条例制定在行政程序上有所延迟，带来诸多不便，感到非常抱歉。针对信息公开这一有待解决的事项，在目前实行的体制下，说实话我确实感到负担沉重。
浩先生任职于文书科是1990年代后期，正值国家向地方自治体下放权限的“地方分权”趋势逐渐抬头之时。随之而来要求自治体行政机构透明化，信息公开化的呼声也高了起来。1999年，国家出台了《地方分权总括法》和《信息公开法》等新的法律条文，各自治体也需要制定相关的条例。桥本市自然也不例外，于是文书科的工作量不断增长。
从东京某办公大楼疲惫地走出来的上班族
申告书中坦白：非常痛苦
浩先生第一次感到身体不适是在1999年4月，当时他患上了胃溃疡。医生诊断认为是操心过度，尽管已经休了两周病假，医生仍极力劝说他“应该再多静养一会”，但是浩先生坚持回答说：“我要上班。”
“老公，你的性命和工作哪个更重要？拜托你多休息一下。”
美智子女士拼命想阻止丈夫回去工作，但浩先生一副心意已决的样子把头转向一边。
“我一想到堆积如山的工作，就没法在家里安稳地躺着，反而压力更大了。对不起，拜托了，让我去工作吧。”
《40岁开始》剧照
果然，强行回去工作带来了恶果，半年后的11月，浩先生的胃溃疡复发。即便如此，浩先生也强忍痛苦，坚持工作，没有请假休息。虽然身体非常疲惫，他却睡不着，每天都靠安眠药入睡。
“他在睡梦中也大声说梦话，就像在工作中一样。有时在接电话应答，有时在解说条例文本，说得口齿清楚、声音响亮。”美智子女士这样告诉我。
浩先生本人也感觉到自己的状态已达到了极限。去世前一个多月的2000年1月底，他在申告书里写道：
工作要求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我感到非常痛苦。身体已经累垮，趁现在还没有犯下重大失误，我希望调动到其他岗位。
浩先生的身心都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这些变化美智子女士也都看在眼里，丈夫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差。原本温厚的性格也消失不见，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
《55岁开始的 Hello Life》剧照
2000年3月，向议会提交的条例草案多如牛毛。一直在市政府工作到晚上八九点也没办法妥善处理好文件，浩先生回家休息了大约1个小时后又接着在书房工作到凌晨1点，第二天早上5点起床。一整天的睡眠时间长的话也就大约4个小时。他去世以后经认定，其最近一个月内（2000年2月）的加班时间为117小时，但加上遗属统计的居家办公时间后攀升至将近200小时。
最后的纸牌游戏
就这样，浩先生基本上失去了和孩子们互动的时间，孩子们也理解爸爸工作很忙。一到休息日，小马就说“因为爸爸在休息”，然后自己出门玩耍。幼儿园2月举办了发表会，其他在市政府工作的爸爸们都来观看孩子表现，浩先生却缺席了。那时候，小马也没有一声埋怨。
这样懂事的小马也有过一次任性的时候，事情发生在距离浩先生去世大约10天前。
当晚，小马听见了浩先生从市政府开车回家的引擎声，就从被窝里爬起来，拿起门口的纸牌，央求着非要爸爸和自己一起玩不可。
《如父如子》剧照
当时纸牌游戏在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们当中很流行，小马在家里也和姐姐或者母亲一起玩过好几次。为了满足难得撒娇的儿子，浩先生晚饭都没吃就读起了纸牌的内容。
“塞翁失马……噢，抢牌速度变快了呢。”
看着小马进步的样子，浩先生笑得眯起了眼睛。目送着小马夺得所有的纸牌后心满意足地回到被窝里，浩先生才草草填饱肚子走进书房。
之后的几天里，小马还想要一起玩纸牌游戏，但美智子女士告诉他“爸爸很累了”，制止了小马的恳求。此后，小马再也没有央求和爸爸一起玩纸牌了。浩先生因为没能参与到抚养孩子的家庭任务中而感到内疚，反复向美智子女士道歉说“抱歉啊”。
“不能休息呀”
同一时期，浩先生时不时会到住在附近的妹妹冈本香织（化名）家拜访。以下是冈本女士在采访时告诉我的内容。
冈本女士的儿子，也就是浩先生的侄子计划那年4月起去东京上大学。浩先生非常疼爱自己的侄子，挂念着他要开始独居生活，带来了装在纸袋里的原汤酱油，说“自己做饭的话能派上用场”。
浩先生会和侄子侄女一起围坐在暖桌边天南地北地聊天，但是冈本家的人们很快注意到，浩先生目光黯淡，眼里没有生气。不知是不是觉得端坐着比较累，浩先生单边手肘撑地，用半躺着的姿势说着话。
“舅舅，你是不是特别累啊？怎么看起来一副身心疲惫的样子，没事吧？”
孩子们忍不住询问情况，浩先生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说道：
“舅舅我现在的心境，就和那些不想去学校、不想上学的孩子一样。我不想去市政府、不想上班啊。尽管很疲惫，还是有一堆工作要完成啊……”
《40开始》剧照
听到“不想上班”这个说法孩子们很吃惊，因为他们从未想到会从认真踏实的舅舅口中听到这句话。
“这么累不想上班的话，不如请几天假休息一下吧？工作也不只是舅舅一个人的任务，还有上级领导吧。交给其他人完成，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面对孩子们这样安慰自己的话，浩先生也只能无力地苦笑。
“我还有不得不完成的工作要带回家做完呀，舅舅我要是休息一天，就会有一天份的任务没法完成。所以，我不能休息呀。”
终究越过了“界限”
这时候的浩先生心里应该是有“不管怎样，努力工作到3月议会前”这样的想法。2000年3月的议会上，仅与地方分权相关的内容就计划要提交16份条例草案。浩先生巴望着，熬过这次议会工作应该就会轻松一些。
谁知就在3月即将召开议会前，文书科殚精竭虑完成的条例草案当中出现了错误。虽然是下属负责起草的那部分出了错，但浩先生感到自己要负起重大责任。原本浩先生的心理状况就岌岌可危，发生这一变故后，他的心情就更加如堕深渊。
在东京地铁站着睡觉的上班族
2000年是闰年，所以2月有29日。这天早上，看着起床的浩先生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美智子女士再三请求他“别勉强自己，休息一下”，让他又睡下了。想着家里有人的话浩先生可能会睡不好，美智子女士准备好醒来要吃的饭菜后，特意出了门。她把家里的电话也设置为语音留言，从幼儿园接回小马后，也让他在外面玩，以便为浩先生争取休息时间。傍晚时分回到家里，浩先生依然呆呆地躺着。晚饭美智子女士给浩先生做了他最喜欢的烤肉，虽然说着“好吃”，浩先生却没怎么动筷子。
“你看起来特别累，没事吧？明天也请假好好休息吧。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美智子女士担心不已，但为了不让气氛变得太沉重，故意装作开玩笑的样子这样说：
“爸爸可是背着一家四口，尤其是还背着像猪一样的我。小心别压垮自己，不要强行增加负担，打起精神好好背着我们才是。要保重身体呀。”
浩先生听到这话不自然地扯了扯嘴角，脸上流露出的表情很难说是在微笑。
《55岁开始的 Hello Life》剧照
第二天3月1日，一早起来便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
上午8点左右，汽车引擎声响起，美智子女士注意到了即将出门的丈夫。她慌忙赶到家门口，只见一辆银色的轿车驶过车道。都来不及和丈夫打声招呼，美智子女士只能透过车窗瞥见丈夫的背影。浩先生没有招呼一声“我出门了”就直接离家而去。这是夫妻结婚生活13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
虽然美智子女士非常担心，但她也无能为力，只能在家等待丈夫平安归来。把小马送到幼儿园的时候，美智子女士不经意间抬头，看到一片碧蓝如洗的天空广阔无边。想着至少要让浩先生回家以后心情也晴朗起来，美智子女士在阳台晒上了丈夫的被褥。
然而，浩先生离开自己家以后，在附近的十字路口驶向了与市政府方向相反的路，他的目的地是作为桥本市与大阪府分界线的纪见岭。几小时后，浩先生就在那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停在他自杀现场附近的车里有一本笔记本，其中留下了写给家人、亲戚和同事的遗书，还有写给时任市长的一封遗书。遗书中这样写道：
工作上事事都强加给我，真的每天都很痛苦。找我谈心的职员有好几十人，而我却找不到可以谈心诉苦的人。（省略）我的下属也在努力帮忙完成工作，但是现在想想一开始就应该自己来做的。已经疲惫到没有力气思考修正案该如何写。非常抱歉，工作实在太多，我没有办法承受更多，只能选择死亡，再向大家道歉。请原谅我吧。
纪见岭
浩先生最后抬头看到的也是这一片天空吧——我这么想着，驾驶着租赁汽车从桥本市内向北行驶。
2016年夏天的早晨，太阳才刚刚升起，天空还是一片清爽的淡蓝色，让人感觉还没到夏天，更像是春天。
初次采访后我又多次到访过桥本市，而这一天我要前往浩先生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方。美智子女士在丈夫去世后去过一次，说那里让自己感到痛苦，之后再也没有去过。于是，浩先生的母亲冬子女士就代替她为我引路。
冬子女士说如果想找到当时的准确位置，就要在山路上转好几个U形弯。如今的景象已经和16年前的样子大不一样了。当时种下的树苗已经长成茂密的杉树林，以前空无一物的地方也建起了移动通信基站。
“就是这儿了。”
居住在茨城县的南部节子女士（65岁）（化名）拿着已故丈夫的西装和包包。丈夫于2004年跳入铁轨自杀。
冬子女士指着一个生红锈的护栏，浩先生似乎就是在护栏的附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现在这里绿植繁茂，足以遮挡视线，但据说当时可以远望养育浩先生的镇子和房屋，还有周围的田地和园子。
“小浩，保佑大家啊。拜托了。”
冬子女士像是在念经一样反复念叨，向栏杆供奉上从自家庭院摘下的粉色芙蓉花。我也跟在冬子女士的身后，双手合十虔诚祭拜。
生命最后的那天，浩先生站在山路上想着什么呢？我带着无法得到回答的疑问，来到了这个地方。
当时在护栏附近，有一小块能让车子转换方向的空地，浩先生就把车子停在那里。据说，留在车内的遗书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写的。遗书中有写给美智子女士和大女儿的信，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浩先生写给小马的内容：
请原谅我没能成为称职的父亲。我一看见你天真无邪的脸蛋，就感到疲劳一扫而空。上周的发表会我原本想去的。听妈妈说，你毫不胆怯，大大方方地发言了，我真的很高兴。忘不了小马绽放笑容的面孔。作为父亲，竟然要抛下如此年幼的孩子！希望你好好听妈妈的话，成为她的好帮手。真的非常抱歉。
即使有自己深爱的家人，也无法留在人世间，浩先生所感受到的绝望充斥在遗书的字里行间。以下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测，但我觉得直到去世前的最后一瞬间，浩先生的内心仍然有“要活下去”的想法。纵然如此，筋疲力尽的浩先生还是劳累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他应该是已经燃尽了自己的生命之火。
近年来，亚洲经济在突飞猛进的同时，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也出现了加班、压力增大（但没有相应的工资增加）等现象，甚至出现了“中国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的报道。2012年10月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过劳死”人数每年高达60万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过劳死再次受到关注。
每次写到有关过劳死和过劳自杀的报道，都会听到类似“要拼上性命的话还不如辞职”的感想。我以为这是一种自我责任理论，即强调要“由个人承担责任”，我希望大家能够慎重地思量这个说法。但凡塚田浩先生的身心状态正常，就不可能抛下挚爱的家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浩先生站在这山路上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过“辞职”这个选项，只是深陷严重的心病（抑郁症）当中。这一点毋容置疑。对处于这等状态的人大谈自我责任论已经毫无意义。应该在更早之前，在他操劳过度罹患心病之前就采取预防措施。
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高高升起，蝉鸣声此起彼伏包围着我和冬子女士。
“不过，为什么选了这个地方呢？”
回程途中我向冬子女士打听，她便为我讲述了一段往事。
由于浩先生的父亲早早离开人世，米铺的家业就由冬子女士接手经营。市政府的工作还没那么忙的时候，浩先生会在工作之余帮忙送大米。
“这座山上也有几家人是米铺的顾客。小浩说路途太远运送辛苦，所以他从市政府回家以后，都会开车带我过来。回家路上天气要是不错的话，小浩会在这里停下说：‘休息一下吧？’他把车子停在这里，边欣赏风景边抽上一支烟，然后再回家。”
《我只是还没有全力以赴》剧照
组织机构的“马虎”带来了过重的负担？
2003年12月，距离浩先生离世已过去3年有余，他的死亡被认定为属于公务员工伤的“公务伤害”，官方正式承认了浩先生的死因来自工作。那么，又是为什么会让他不得不拼上性命去工作呢？我通过美智子女士的介绍，拜访了浩先生曾经的同事们。
浩先生工作非常努力，我们都过于依赖他了。
山本富代女士（71岁）低垂着头说道，她在桥本市担任保健医师。她说浩先生去世前，有几件事让她难以忘怀。
浩先生去世前月，2000年2月的时候，国会通过了《传染病预防法》，相应地也需要修正市级的有关条例。浩先生就联系山本女士咨询了《传染病预防法》的问题，但是在市政府上班的保健医师都不了解具体情况，山本女士就回答说：“我们不了解具体细节，能否向县里打听一下呢？”
几天后，山本女士在市政府偶遇浩先生，随口问了句：“之前的事弄明白了吗？”结果，浩先生的情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谁知道。修正条例应该是相关的科室要负起责任啊！”
平常总是安静稳重的浩先生这样大声抱怨，令山本女士深感惊讶。她已经不太记得自己当时如何回答并离开现场的了。但在那之后，她无数次反省，“塚田先生说的确实没错啊”。保健医师固然也很忙，但在身负数十项条例草案的文书科看来，要是每一项条例都要仔细调研、核实细节，那不管有多少时间也是不够用的。就在山本女士还想着要找机会为此事道歉的时候，浩先生却过世了。
《迷失东京》剧照
优秀的员工失去宝贵生命，这份责任是否应该由在市政府工作的我们每一个人承担呢？山本女士说自己至今仍在思考这个问题。
“由此应该可以看出市政府机构在结构上的马虎吧。”
当地方言中的马虎，有敷衍、怕麻烦的意思。山本女士一直在想，如果各部门都能负起责任做好自己的业务，是不是就不会把浩先生逼到如此绝境呢？
作为市政府员工工会主席的窪田宪志先生，也持有同样的意见。2000年4月，浩先生去世后的第二个月，窪田先生就进入工会成为专职工作人员。此后3年间，为了能让浩先生的死亡获得公务伤害认定，他一直在开展工作。以当时的工作经验为基础，现在窪田先生在主席任上承担着工会的核心任务。
当时据工会调查，因条例修正等事务找浩先生咨询的员工人数多到令人吃惊。对此，窪田先生带着反思这样说道：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塚田先生工作能力很强，一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马上就说‘让塚田先生看看吧’。遗憾的是，当时的市政府管理层或工会都没有关注员工身心健康的问题。
《55岁开始的 Hello Life》剧照
“地方公务员事故赔偿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是决定市政府员工死亡是否属于公务伤害的组织。浩先生的公务伤害成功得到认定的那份文件上，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我想分享一下。作为基金会衡量浩先生繁忙程度的材料之一，他们调查了其他自治体负责《地方分权总括法》相关条例修改的文书科职员工作量。据调查，有的市政府“科长加班时间高达100个小时”，也有反馈说“30个小时左右”，属于“不太忙”的市政府。
也就是说，不管在哪个自治体，条例起草的工作都是一样的。然而，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深化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在可能范围内把事务外包给私营企业等，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书科职员的工作负担——如果想要实现零过劳死的目标，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这一点。
对他说“不能去上班呀”
让我们回到浩先生刚去世不久时的事。
当时6岁的小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支持悲伤的母亲美智子女士。
举个例子，曾发生过这样的事。
“爸爸不在了，我好难过呀。”
小马喃喃自语道，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流。美智子女士看到自家孩子哭了，顿时维持不住一直以来坚强的样子，说着“就是呀”也跟着大哭起来。
也许小马就是在这时意识到，如果自己哭起来，那母亲也会感到痛苦。
一看到母亲流泪，小马就赶紧做鬼脸逗笑她。从那以后，小马再也没有在母亲面前哭过了。即便在小学遇到烦心事，或是和姐姐吵架了，小马也不再掉一滴眼泪。
《如父如子》剧照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了“我的梦想”。
为了尽量回归普通的日常生活，美智子女士一直注意保持着和丈夫去世前一样的生活方式。那天她和放学回家的小马一起看着电视，美智子女士记得是在看一档介绍各种各样职业的节目。
“小马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
美智子女士随口问了一句，立刻得到了小马的回答。
“我长大以后想当博士，成为博士以后，要发明《哆啦A梦》里出现的那种时光机。”
孩子气的可爱梦想，让美智子女士自然地放松了脸颊微笑起来。但是小马接下来说的话，却让她心如刀割。
“我要乘着时光机，回到父亲死前的那一天。然后跟他说，‘不能去上班呀’。”
美智子女士回忆说，当时自己强忍住上涌的眼泪，回答道：“想当博士呀，真了不起。”
“无论是小马还是他姐姐，仿佛都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童年，被迫长大成人。我想让他们再多向爸爸撒撒娇，多许一些关于自己的、属于小孩子的梦想。这些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没能让两个孩子做到。为此我感到很对不起他们。”
《如父如子》剧照
震动全国的《我的梦想》
美智子女士把小马说的话记在笔记本上。原本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忘记而写，但没想到这些话后来抓住了很多人的心，被人们广为传阅。
这首诗的流传，开始于美智子女士加入的大阪家族协会。在某次会议上，美智子女士朗读了小马的这些话。原本只是作为汇报近况发言中的一部分，出席会议的其他遗属却都不约而同地流下了眼泪。
从那以后，全国的遗属之间流传着“有如此打动人心的诗歌”这样的说法。诗歌不仅刊登在过劳死问题的宣传册上，还被其他遗属在演讲时朗诵。
家族协会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在为减少更多牺牲者的出现而向社会大众奋力疾呼。
当时这首短诗向大众传达了广大遗属的思念之情。2013年，家族协会向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办事处说明过劳死问题的严重性时，也把《我的梦想》的英译版诗歌分发给了联合国工作人员。负责处理人权问题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于同年敦促日本政府针对过劳死问题采取行动。
1987年，过劳死被社会广泛认识，劳动监督所不得不对因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人数进行统计。照片是从摩天大楼俯瞰的东京都内。
2012年3月迎来了浩先生的第13个忌日，这首诗歌也在日本国会上被提起。当前文提到的制定《过劳死预防法》的运动成为国会热议话题的时候，有一位议员在众议院的厚生劳动委员会上介绍了这首诗。小马的诗打动了议员们的心，以至于听到诗歌的其他议员说：“那是正式处理过劳死问题的开端。”《我的梦想》也带来了后续推动力，两年后的2014年6月，遗属们渴望已久的法律，终于以《预防过劳死等问题对策推进法》为名固定成文。
当然，仅凭一首诗是不可能推动联合国或者国会采取行动的。这是以家族协会成员为核心，竭尽律师和大学教授等各方专家之力的结果。其中影响力尤为突出的是以遗属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的大量签名，法律成文前收集到的签名多达55万个。值得记录的是，为了更直接地表达遗属的心情，签名用的纸上印上了《我的梦想》。
正如本章开头所写的那样，我还没有机会直接采访小马本人。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希望他可以接受采访。以下介绍一下美智子女士口中小马的近况。
《如父如子》剧照
立法成功的时候，小马已经长成了一位优秀的青年。在他成人仪式的那一天，家人们一起喝了啤酒。小马想起浩先生也爱饮酒，喃喃道：“我也想和父亲一起喝一杯。”他说，自己和父亲一起玩耍的记忆正在一点点消失。
从小马说“要发明时光机”的时候起，他就开始大量阅读有关科学的书。升上小学高年级后，他紧锁眉头向美智子女士嘟囔：“时光机好像很难造。”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马进入了一所理科大学，并继续攻读研究生，主攻新药开发等方面的研究。2018年春天，他入职了一家私营企业。小马已经放弃了制造时光机的梦想，但他的目标仍然是以另一种方式“拯救他人的生命”。
“希望我们的社会可以让我的儿子安心工作，不再有过劳死的问题。”这是美智子女士最真诚的愿望。
C桥本市政府发言人的回应：
“愿逝者安息。为了不让此类令人痛心的事件再度发生，我们全体员工将会齐心协力做好预防工作。”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过劳死》
[日] 牧内昇平 著，梅新枝 译
ISBN：9787532791927
定价：52 元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过劳死”一词发源于日语，最早从1980年代开始就广为流传。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但今天的日本依然有很多人被繁重的工作夺去性命。
工作太辛苦的话可以休假，也可以辞职。刚开始工作身心状态良好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这些选项的。然而，做出决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失去收入来源、不想让父母担心、没找到下一份工作，各种各样的理由会让你忍气吞声地干下去，于是过劳，视野越来越狭窄，不知不觉就窄到让人忘记了还有继续工作以外的选项。结果，没办法逃离现在的生活，会被“死了就舒坦了”这样的想法困住，让人失去正常的判断力。在你想着“哎呀，总能挺过去吧”的时候，不幸可能就在明天突然降临。
日本社会不喜欢逃避，嫌弃做事半途而废。我们从小时候起，就会不断听到大人说“坚持下去就有价值”“现在不能坚持，未来人生路上也会受尽挫折”之类的话。然而时至今日，我完全赞同“逃避”。不论在学校还是公司，遇到痛苦的事就放弃吧。虽说忍耐下去可能会有所收获，但也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其他领域发光发热。人生只有一次，放弃逃避，忍气吞声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本书是作者在《朝日新闻》刊登的过劳死案例特集的基础上，选取了有代表性的11个案例，深度采访了这11个丧亲家庭，揭露了日本职场过劳死问题的真实情况。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人究竟带着怎样的心情在卖力干活？他们最后是如何苦苦挣扎的呢？被抛下的家人又会在怎样的阴影中度过余生呢？为何现在社会的过劳死、猝死现象越来越多？作者从医疗、法律概念、社会环境等几个方面进行案例讲述和现象分析，为世人贡献了这本还原痛心真相的纪实文学。
作者简介：
牧内昇平，1981年3月13日出生于东京，原朝日新闻记者。2006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教育学系，同年入职《朝日新闻》经济部，负责电机、IT行业、财务省的新闻报道，后加入劳动问题采访团队。主要采访领域包括过劳、职场霸凌、劳动者心理健康问题，合著有《现场报道：税金地狱》（文春新书）。特别是针对过劳死问题，曾多次采访遗属和企业，撰写了《走投无路》等一系列以过劳自杀为主题的专题文章，并因揭露过劳死的骇人现状而引发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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